只有对于实现相应国家目标而建构的整体法律制度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必要性的规定，才能具备宪法层面的规范性。
诚如学者研究所认为，行政机关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极大可能被利用来发生行政规制的效果，从而产生实质性改变，进而引发行政法的根本性变化，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在行政法领域发动了一场一定规模的变革。[3]参见董红亚：《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发展、问题及规制》，载《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第71页。
至于解除合同，从其目的来看带有惩戒性质，因为如果仅是违约归责，可通过违约金等形式加以实现，解除合同本质上带有市场退出的性质。这要求我们在更宏观的语境下思考政府通过契约手段推动公共服务改革，培育适格市场主体，甚至塑造新的社会关系。[22]尽管民法角度来看，对普通民事主体的市场准入或经营特种行业的市场准入，法律态度基本一致，即法律行为不因主体资格不足而无效。（3）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政府保障型契约的厘清仅为我们确定养老保障契约化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即如何在公共性和契约性之间寻求平衡。
（二）基于公共性的政府保障义务鉴于这种公共性，即便以契约形式展开的公共服务提供中，政府仍需承担必要保障义务。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合同到期因由，可基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协商，做好相应资产交接，进而决定退出或续约。[42][日]宇賀克也「行政介入請求権と危険管理責任」磯部力·小早川光郎·芝池義一編『行政法の新構想Ⅲ行政救済法』（有斐閣、2008年）262頁。
具体而言，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44]参见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一，裁量收缩理论的背后是主观法思维，其裁量论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只需按照其贡献度负担一部分不真正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在本案中，裁量收缩的要件尚须将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考虑进来，发生裁量收缩殊非易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之间的比较衡量，在方法上不存在难题。
这种思考方式的一个典型理论结晶是保护规范说。后者对于具体案件的处理而言尤其具有直接的重要性。所以，行政机关负有积极的行政责任，以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52]第二，赔偿责任要在侵害人、国家和受害人之间分担，分担的基准是各方主体对损害结果发生的贡献度。
一种是认为被告没有全部完成作为义务，如果城东水闸桥早一点接到通知，早一点开始逐步加大泄洪力度，使水位比平时低一些，就很可能减轻水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3]第三，确定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还存在着将财政状况等政策性要素考虑进来的余地。至于行政便宜，尽管可以笼统地说它就是效果裁量的存在意义之所在,其基础(法律授予行政裁量权的理由) 包括行政判断的专业技术性、专业技术知识的发展性、风险评估的相对性、不同基本权利之间的利害调整性，以及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等等，但是特定法律授予特定行政机关以特定裁量权的理由，显然需要在法律解释的语境下予以个别地探究。途中，被告以未缴养路费为由强行将3台拖拉机开走、暂扣，随后，拖斗内生猪因挤压和中暑而死亡15头。
盐野宏所担心的主要是此点。（一）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裁量收缩理论是主观法思维的产物。
简言之，如果国家充分地履行其努力义务（国家的机关充分地行使其权限）即可避免来自于自然的危险（足以应对特定自然力），那么国家对被害人承担作为义务和以之为前提的损害赔偿责任。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从判决的文本来看，原因似乎存在于技术层面，如法律解释的方法、对同一法律的不同理解、对同一事实关系的不同心证等。如，警察权限的裁量性多与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相关，而食品或药品的安全规制权限则会与其他要素复杂地相关。没有必要将预先对可能蒙受重大侵害的利益全部加以调整的责任课予法律，使依据法律的行政作用总是‘计划性作用。[57]前引[42]，宇贺克也文，第267页以下。留在拖斗里的生猪，原告应自己设法处理。[16]参见前引，山本隆司书，第355页。
高于零下2°时，不得介入。如，在消费者保护行政中，一边是消费者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企业的营业自由。
所以，在此情况下，法律规定的不备即在此意义上的立法不作为违宪。但两个判决对这些事实的评价截然相反，第一判决认为相关公务人员违反了职务义务，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裁量收缩的要件不充足，判决驳回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5]这种制度和理论状况意味着履行判决所可能蕴含的课予义务诉讼在我国目前的不活跃性，大大增加了我们在相关案例中发现裁量收缩要件有用性的难度。
如，对流浪狗咬死幼儿的事件（以下简称流浪狗咬人事件），日本有判例以裁量收缩理论认定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2]参见[日]遠藤博也「危険管理責任における不作為の違法要件の検討」北大法学論集36巻１·２合併号（1985）。[17]前引[12]，山本隆司书，第345页。换言之，没有法律依据就认定行政机关有危险防止责任可能意味着认可行政机关没有法律依据地进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领域，从而招致法律保留原则落空。
[56][日]熊本地判平成5年3月25日、判時1455号3頁（水俣病訴訟）。[53]参见沈岿：《论怠于履行职责致害的国家赔偿》，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第91页。
[11][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2页。在两者之间时，便宜行事。
此点从其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之间的亲缘性——以裁量基准为媒介——来看,至为明显。但本文的任务不是对此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在法律解释上，第一判决指出：食品卫生法上的权限行使与不行使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如果有更为重大、紧迫的任务需要抽调警力，那么个别案件中的未及时出警甚至不具有社会观念上的可责性。低于零下10°时，必须介入。（2）专业技术知识的发展性。
[1]裁量收缩理论认为，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作为）与选择（作为的方式与时机）都不构成违法。就此而言，其所设定的情境是，私人的基本权利为其他私人侵害时，国家对受害人承担规制加害行为、提供实效性权利救济的义务。
[8]由此看来，本案尽管已经案结事了，但其实值得深思，也难以复制。[47]参见前引[11]，毛雷尔书，第154页以下、第161页以下。
[24]参见[日]石橋一晃「薬害と国の責任」全国公害弁護団連絡会議編『公害と国の責任』214頁。[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2期。
